礼废乐崩 唯楚方兴

春秋时期的江汉地区是楚国的核心区域,也是楚国文化的发源地和辐射中心。春秋早期,楚国势力开始飞跃发展并迅速跻身强国之列,其周边大量方国或为其所灭,或沦为其附庸。随着楚国实力的迅速膨胀,独具特色的楚国文化逐渐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心与竞争力。春秋中期开始,在物质文化和礼仪生活方面,以湖北为中心的江汉流域广大地区受中原王朝的影响逐渐减少,楚人的文化特色日益浓郁。从考古发现来看,除楚国核心区域外,江汉地区发现的曾、黄、邓、郑、息等周边诸国的文化遗存也具有楚国文化的风韵。

窃曲纹青铜壶

窃曲纹青铜壶(春秋早期 2002年枣阳郭家庙17号墓出土 襄阳市博物馆藏)
莲瓣形盖壶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流行的青铜礼器之一。其莲瓣形盖由西周晚期以来的波曲纹发展而来,最终定形于广受喜爱的莲花花瓣形状。这样的设计既不影响捉手的实用功能,又使器物更加精美灵巧。

窃曲纹青铜鼎、簋

窃曲纹青铜鼎、簋(春秋早期 1966年京山苏家垄出土 荆州博物馆藏)
苏家垄出1号墓出土的主要青铜礼器组合为9鼎8簋(缺1簋),按照周代礼制,这是周天子才能使用的规格。据出土青铜礼器铭文来看,该墓主人为春秋早期某位曾国诸侯之子曾仲斿父。曾国贵族使用9鼎8簋作为随葬品,体现了西周晚期以后周王室衰微,四方诸侯日益僭越礼制的历史背景。

“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 1965年湖北省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柄青铜剑,剑身满饰黑色菱形暗纹。圆形剑首顶端铸有突起的、宽度不到1毫米的同心圆,工艺之精巧几乎与今天精密车床相媲美。近格处剑身一面铸有错金铭文2行8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二字的异体,证明此剑为越王勾践之佩剑。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楚灭越。而望山1号墓经包山楚墓竹简纪时材料论证,推定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32年。据此推测,“越王勾践”剑是楚灭越战争的战利品。

二元礼制 如日中天

战国时期的江汉地区仍旧是楚国的核心区域,而此时的楚国已然是东灭越、西达巴蜀、南至江西、北连齐鲁,“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战国晚期,楚国被公推为合纵长,联盟六国共同抗秦。然而随着楚怀王被俘、秦将白起拔郢,在强大的秦军面前,庞大的楚国节节败退,最终于公元前223年亡于秦。

这个时期的考古遗存表明楚国的礼制传统存在两大壁垒分明的系统。以楚王、附庸和封君、大臣为代表的高级贵族,墓葬礼俗尽可能向周礼系统靠近,以成组的 鼎和圆鼎标识身份等级:而之下的低等级贵族,则更多地以鼎、敦、壶、簠、盒的组合形式,表现自身身份。后者在器物组合以及数量方面,几乎不见周礼的影子。在这种双重礼制的格局中,战国时期楚地文化呈现出色彩纷呈的特点。

 青铜鹿角立鹤

青铜鹿角立鹤(战国早期 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鹤嘴右侧有铭文一行七字:“曾侯乙作持用终。”战国楚系墓葬中多见漆木质地的飞鸟、鹿形器。关于这种器物的功能有多种观点。曾侯乙墓发掘者认为,鹤、鹿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长寿的象征,尤其是鹤,还与登仙思想有关。还有学者认为此种器物即是墓葬中的镇墓兽。也有学者指出这种雕塑或为鼓架,与枣阳九连墩大墓所出的虎鸟座鼓的鼓架相近。无论其功能如何,这种造型奇特的动物飞鸟形象的器物,表达了楚地文化中重巫、尚怪的文化特质。

“曾侯乙”青铜连禁大壶

“曾侯乙”青铜连禁大壶(战国早期 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出土时两壶放置于一张青铜禁上,两件壶形制、大小相同,其颈部内壁均有铭文:“曾侯乙作持用终。”青铜禁顶面呈长方形,有两个小凹的圆圈,用以承大壶圈足。青铜禁出现于商末周初。西周青铜禁多为长方体,配以立方体的小禁,用以承卣、彝、尊等青铜酒器。战国时期,楚系青铜禁下一般有柱状兽形足或栅形足。西周青铜禁上一般放置三件酒器,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漆木质地的禁则盛放成对的酒器。

玉振金声 八音和鸣

九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地区的先民创造骨笛,吹响了中华音乐史上的第一个音符。夏商周时期,优雅肃穆的宫廷音乐与中国礼仪制度相辅相成,形成了独步天下的青铜礼乐文明。
湖北是中国出土早期乐器最多的地区,囊括了先秦乐器“八音”之金(钟、镈、铙)、石(磬)、丝(琴、瑟)、竹(箫、箎)、匏(笙、竽)、土(埙、缶)、革(鼗、雷鼓)、木(柷、敔)的全部种类。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乐器125件,其钟磬排列是符合墓主诸侯国君身份的“轩悬”;随州战国晚期九连墩1、2号墓出土乐器90余件,其钟磬排列是符合墓主人卿大夫身份的“判悬”。这些实例是对先秦礼乐制度的印证,也表明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仍被沿用。湖北地区出土的乐器实物及相关乐律学铭文的发现,勾画出早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改写了世界古代音乐史。

兽面纹青铜鼓

兽面纹青铜鼓(商晚期 1977年湖北崇阳白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这是现存最早的青铜鼓之一,距今约三千多年,目前存世仅两件,另一件收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铜鼓由鼓冠、鼓身、鼓座三部分组成,仿木质皮鼓的形制。

曾侯乙编磬
曾侯乙编磬(战国早期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磬,是一种石质打击乐器。早期的磬以单件使用,称为“特磬”。编磬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西周时期的编磬形制已固定成规范的折形,制作工艺精细,其编制也不断扩大,已从节奏功能向旋律功能转化。编磬与编钟构成礼乐中的基本组合即“金石之乐”。本套编磬出土于著名的曾国诸侯王曾侯乙墓。磬架为青铜制,以长颈怪兽为座,架身饰有透雕龙身和错金花纹,完美精致。石磬上刻有铭文,内容为古代乐律学。这套石磬每层按10+6的结构分为4组编悬,音域共3个八度,音律齐备。用木槌敲击演奏,声音清脆华丽。

木雕彩绘漆瑟

木雕彩绘漆瑟(战国早期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本件瑟体以整木斫雕而成,面、侧、挡、底板相连而成共鸣腔。首端岳山右侧平行排列25个弦孔,尾端岳山分为三段,或为9、7、9分组张弦。曾侯乙墓共出土瑟12件,为目前所知出土瑟最多的墓葬。同出瑟柱(即琴码)计1358枚。一般认为曾侯乙墓中室为宴礼场面,用到7件瑟但不见琴。东室为后宫场景,则琴、瑟同出。

青铜建鼓座

青铜建鼓座(战国早期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建鼓是以木贯鼓树立的双面大鼓,用于祭祀场合。此建鼓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其中心空心圆柱口沿有“曾侯乙作持”五字铭文。此青铜座也是战国青铜铸造的杰作,采用了分铸、铸接、焊接结合的铸造方法,先分别铸出座底、龙身、承插柱,再通过铸接和焊接将其结合一体。簇拥圆柱的群龙,由八条主龙及攀附于主龙的数十条小龙组成,龙身相互穿插盘绕,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极其生动繁复的立体造型。

青铜编钟

青铜编钟(战国晚期 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1号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本套编钟共34件,规模仅次于随州曾侯乙编钟及随州擂鼓墩2号墓出土的编钟。只有上层一组11件完成了调音。战国晚期,乐器音列得到完善,制作工艺大幅提高,音乐性能越来越精良,礼乐的艺术化使其突破陈规束缚而得到发展,礼乐制度由等级象征演变为政权的象征。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