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北京十一学校召开的教育年会上,一位旁听的外校老师向作完主题发言的潘国双提问:“你觉得十一学校与你之前所在的单位相比,有何不同?”潘国双曾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6年,2009年从北师大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来到这所中学。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不喜欢太多人管我,也不喜欢被规章制度限制,限制越多,就越不想干事。”但这位年轻博士每天都马不停蹄,有时累得“像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却依然乐此不疲。

36岁的潘国双在课程研究院领衔课程“数学V”的开发。2012年10月,校方还为他成立了“潘国双高端数学研究室”,让他和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的孩子待在一起。当时他教的是高二,根据正常的安排,去年他应该跟上教高三。但为了潜心课程开发,他提出不跟高三,也如愿以偿。

建设“家”一样的学校,是去年与来自上海的同行交流时,十一学校工会主席马玉琴的报告题目,而这也契合潘国双对十一学校的感觉:自由自在。

让人感到自由而非被控制

十一学校的老师累,有目共睹。该校从去年开始实行小班化教学,每个教学班最多不超过24人,这使得老师教的班级增多,工作量翻倍。按高二学部主任王春易的说法,一位老师大致要承担这些工作:课程的开发和课程的实施,落实个别化教学,兼顾教育的责任,在各种分布式领导中负责某项工作。

上海迎园中学校长祝郁在十一学校学习期间,好奇地问授课的老师如何克服职业倦怠,“但他们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伟发现,如果与十一学校的同事谈论房子、车子或者去哪里旅游等话题,“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都在学生,都是教育”。

在职业倦怠感突出存在的基础教育界,这群中学老师的精神状态确实令人惊讶。

一群外地教师在一个周末参观十一学校时,在教室里遇到不少伏案工作的老师,当他们得知这些人是自愿前来,而且没有加班费时,有人嘀咕:“那他们干嘛来呢?”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十一学校老师常说的,“我们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在经历“课堂成长年”、“课程成长年”之后,十一学校的老师今年迎来了“反思年”。“要静下心来,找到真正的问题”。校长说,接下来的3年,选课走班下的小班化课堂教学是重大的挑战,“只有应对好,学校才会安全,才能始终保持优质教育的状态”。

十一学校的改革不搞一刀切的模式,但强调共同的价值追求。发动老师研究制定《北京市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是李希贵出任校长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弄清楚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提倡什么,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这是任何变革的一个基础。”他说,在课程改革之前进行学校行动纲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学校文化‘股份制’,让价值追求成为每一个人的事,而不是校长的事。”

从2007年的暑期工作会开始,共有475人次参与了三轮次的大讨论,校方收到各类意见和建议684条。于振丽老师说,从教数十年来从没有这样与同事们酣畅淋漓地争论过。从那以后,这样的争论成了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一名外校来的挂职干部因此惊讶于他们之间的坦诚,“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

“这个争论的过程让行动纲要成了大家共同的作品。”魏勇说,在激烈的交锋中,一些老师固有的想法开始动摇。2009年11月,学校召开教代会对行动纲要的试行进行表决,以97.4%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其中对教师职业的定位,成为引用率颇高的“名言”:教师从事的是世间最复杂的脑力劳动,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之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十一学校认为,优秀的领导者能让人感到自由而不是感到被控制。为此,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行政的力量,这里的老师不会被要求写教案,学校也不检查他们的考勤、课堂教学及批改作业的情况,想怎么上课都行,只要有利于学生。而且,只要是学生喜欢的老师,学校就可以包容他的某些“缺点”。

数学教师潘国双几乎不给学生留作业,因为他读中学时最烦老师这一点;语文老师黄娟开设的“立人·表达”选修课,追求“真实的表达”与“表达的真实”,上学期的“考试”,是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剧——“洞穴之光”。

“我很难想象学校能给我们这么大的自由度。”贾祥雪老师说,“学校不要求一些琐碎的形式,解放了我们很多时间。”

北京十一学校

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伴随改革而生的一些新举措,对一些老师来说,以前闻所未闻。而这种颠覆式的改革没有引起教师内心普遍的恐慌,得益于学校倡导的一种改革文化: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允许落后,我们就有一种被理解的心情,研究能力和上进心就会被激发。”语文教师闫存林说,“越压制,反而越不愿改变。”

孟邻老师过去4年都在高三学部,因为那些年高三尚未启动改革,她似乎置身于这场改革之外。去年高考一结束,高三学部召开教师会议,她以为是庆功会,没想到是培训,主题是“转变角色迎接挑战”。会上不断被提及的一些名词:分布式领导、教育顾问、咨询师、过程性评价、自主管理学院等,让她感觉“真是一头雾水,非常茫然,想象不出这些工作该怎么做”。

在高一学部工作半年后,孟老师在教育年会上分享自己的转变时说:“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进入课改的老师,大家都已经跟课改结了婚,而我才开始谈恋爱。”

“允许落后应该成为组织推进变革的重要策略。”李希贵说,在我们身边,确有一些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接受某些新生事物的同事,“要允许没有赶上的同事在后面,给他们一个旁观、思考、彷徨的过程,否则他们就会焦虑。”

孟邻老师经历了“谈恋爱时的激情、苦涩和甜蜜后”,认识到“这场改革是回归教育的本质,是要减少教师对学生的控制,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会选择”。她说,只有内心认可,才会真心实践,因此她必须振作精神,而不是怨天尤人。

语文和英语学科也没有参加最初进行的分层、分类、综合的课程设计,“因为当时这些课程的老师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经过一年的思考、彷徨,特别是在其他学科的影响和感召下,语文和英语在第二年才进入”。

十一学校推动变革的另一策略是“鼓励先进”,让他们传递变革的希望与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同事。譬如创立“王春易教学方式变革研究室”、“方习鹏教学评价研究室”、“周志英探究教学研究室”、“贺千红过程评价工作坊”、“侯敏华学生咨询工作坊”等等。学校还会创造各种机会让这些“先行者”在各种大小场合现身说法,把他们的照片与主要事迹贴在学校主道旁的宣传栏里。

破除组织结构的障碍

20年前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十一学校落实了这一条,因而催生了一句话:“聘任是最好的评价”。该校实行的是学部(年级)与教师之间的双向聘任制,每年一次。

学校把教师的聘任权放在了学部,校长只有确定学部主任的权力,接下来,就是主任与老师双向选择的过程。高三学部主任于振丽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过大,她只选备课组长,请组长再去组建各自的小团队。一般来说,高三学部优先选择,但有条条框框限制它不能为所欲为把最好的老师“一网打尽”,而必须搭配各种层级的老师。老师们的职级分为8档,从“基础一”到“学科带头人一”,与工资待遇挂钩,特级教师不一定能拿到最高的待遇。

“这种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刺激。”副校长田俊说,口碑好的老师会被学部主任争抢,碌碌无为者则会遭到冷遇。全校300多名教师中每年都有几位落聘,他们或者离开学校,或者转岗至非教学岗位,或者在学校的交流中心学习,等待机会。

如果学部主任给众人的印象是“不好共事”,或者“没水平”,到第二年双向聘任时,他可能会因聘不到足够的教师而下台。以年级为单位的“学部”,在十一学校的改革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集教育、教学、科研、管理于一身,终于扬眉吐气。从2007年开始,该校用了约三年时间,把10多个中层部门压缩至4个,他们不再行使管理权,只作为职能部门与年级以协商的方式进行合作。让企业界受益匪浅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在这所中学扎根。

谁都不会否认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中心,但真正让这样的追求落地,并非易事,原因就是组织结构存在严重障碍。”李希贵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一般的学校里,普通师生与校长之间隔着四五个层级,“这样的结构会生出诸多繁文缛节,真的能够以学生为本实在只能靠碰运气。”

几年前,当刘笑还是学校的年级主任时,教导处是她的上级,“我们按照它的各种指令行事,不用动多大脑筋。年级的自我设计与管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她转身成了教导处主任,却已经没有了前任的那种权力,属于她的关键词是“服务、规划、协调”。有老师开玩笑说:见到教导处的不害怕了。

但从理念到行动,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不少教导处的职员依然怀念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服务?那岂不是比学部低一等,伺候别人?”他们这样说时,刘笑只好领着他们重新认识“服务”:不是伺候人,而是要给教育教学一线以有力的支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归根结底“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刘笑也没想到,连装黑板那种原本属于总务处的活儿也落到了他们头上。刘笑找到校长说:“实在忙不过来,装黑板这个活儿能不能让总务处干?”校长反问她:“只要跟一线的教育教学有关系的事情,你认为总务处和教导处谁更了解?”“这句话点醒了我。”刘笑说。她在2013年暑假心甘情愿地待在学校,与黑板为伍。

自从学科教室出现后,每间教室都在追求各自的特点,“需要个性化设计”。不过,当老师们绞尽脑汁布置学科教室时,并没有想到它们有一天会成为高考考场。教导处去年布置考场时,把几间教室墙壁上的东西都摘了下来,把书柜搬了出去,“老师们在一旁心疼得直跺脚”。学校只好暂停这项工作,向海淀区教委申请用大白纸盖住教室四周,教委派人来到学校,四处看了看后,终于点头。

今年,十一学校早早递交了报告,申请把考场挪到体育馆、篮球馆、羽毛球馆、报告厅等地,不再使用学科教室。刘笑说:“这样一来,布置考场的任务就变得更复杂了,但作为教师文化象征的学科教室不会再受牵连。”

事实上,如果刘笑不能保护好老师的学科教室,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满意度测评。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对校长信任投票制度、对干部满意投票制度仍在进行。当前者的信任率低于51%时,他将主动提出辞职;后者的满意率低于70%,将不适合承担干部职能。2013年8月28日,教代会公布了有贾祥雪等6位监计票人签字认可的“校长信任票统计结果通报”:正式代表105人,信任103票,不信任1票,弃权1票,信任率为98.1%。

魏勇是老师们选举出来的教代会代表,他说,投票是无记名的,根本不知道是谁投的票。“从校长到各个部门,如果服务不好,我们就会给差评”。

2013年春季的某一天,一位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十一学校的毕业生,在人人网上发帖讲述母校在北大的招聘会情况,其中附有一张广告牌的照片,上面有一句口号:“来北京十一学校,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高三学生耿艺佳在网上看到这句话后,心潮澎湃,“一整天都平静不下来”。她说:“一定要回十一学校来做老师。”

田俊老师去年带队赴北大招聘,更多的是向同学们描述了十一学校正在发生的事,告诉北大的毕业生“我们理想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他们希望通过描述一个共同的愿景,呼唤和吸引那些有着共同教育理想的人进入学校。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4月15日 作者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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