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的“新陈代谢”中,老师正在经历蜕变的痛苦与兴奋。不止一位教师流过眼泪,他们有时希望回到熟悉的老路,但内心又提醒自己“不能用后退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这场逐渐深入的改革颠覆了老师对学生旧有的理解,促使他们重新认识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喜欢和期待的老师,不是把我当做学生的老师,而是把我当做叶枫的老师。”十一学校高中女生叶枫的话,重新定义了师生关系。

我们以往过分夸大了学校教育的力量,把教育当做自己手上挥舞的感化与惩治的大棒,一厢情愿地把相同的教育强加在不一样的孩子身上。”校长李希贵说,师生关系一平等,真正的教育就出现了。

很多时候,学生是在“装”

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几天的时候,44岁的曹书德进京,成为十一学校的老师。此前,他任教于湖北宜昌市的一所中学,是公认的优秀班主任,擅长让接手的班级朝他希望的方向改变。但北京这所名校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当初使自己成为湖北名师与特级教师的许多做法“确实是错的”。“老师也要知错就改。”他笑着说。

过去尽管辉煌,但曹老师坦言“那不是深入学生心灵的教育”。他说:“很多人在那样一个班级中间,是被裹挟着前进,而且心生恐惧。”

曹书德个子不高,脸色略黑,笑容憨厚,但在湖北任教时,这位班主任的面孔常是“板着的,有一点苦大仇深”,只要他踱着步子走进教室,喧闹就立马消失,然后是一片翻书声。

有一次,曹书德问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湖北籍毕业生:回忆高中的时候,有愉快的感觉吗?一名学生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直言“没有”,但是感谢曹老师当初对他那么严格,“才多考了几分”。

“如果学生的中学阶段不愉快,那我觉得教育就是失败的,因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你不能说就这几年痛苦,毕业后会享受幸福,这怎么可能呢?人生是不能割裂的。”曹老师说。

他在十一学校的同事于振丽,与他有着相似的过去,把自己的印记烙在学生身上,“把你塑造成我,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于振丽教出来的学生”。

从这两位老师的过去,可以看到众多优秀班主任的影子:他们善良,为学生好,想尽办法让大家追着分数跑,有着一股强烈的“我要改变你”的欲望。他们通常都比较严厉,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而且有得力、听话的班干部协助维持纪律。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主任”,很多学生是又爱又恨。

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促使“曹书德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历史:原来此前引以为傲的改变,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很多时候,学生们是在装,是投老师所好。”曹书德说。

十一学校的同一批学生在选课走班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有班主任“罩”着的时候,“绵羊姐姐”刘子宏在孩子面前也能“说A就是A”。

当孩子不再属于一个固定的行政班级后,他们展现了真实的一面。

刘子宏想给一位化学成绩较差的学生讲几道题,被一口谢绝:“老师,我现在要去洗澡。”她还先后6次约一位化学成绩最高也不过18分的男生谈一谈,“但他一次都没来”。

师生之间还上演过一次“猫追老鼠”:气喘吁吁的“绵羊姐姐”追上身高一米八几的学生后,听到对方说:“老师,最近我在学物理。”

连学部主任于振丽也像年轻教师刘子宏那样,被学生用一两句话就打发走了。“我怎么办?只有等待,不放弃对他的关注。”她强调说,“教育需要宽容和等待。”

说这句话容易,真那样去做很难,尤其是对于振丽这样的优秀教师而言,不经历一番内心的纠结很难改变。回到两三年前,黄启皓同学眼中的这位学部主任,“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修正你”:头发长了,不行;不好好走路,不行;上课低头看指甲,不行;作业没写完,不行。这些内容成了去年成人礼上“师生反串”节目的素材,有人捶胸顿足、表情夸张:“我物理考成这样,有何颜面见于奶奶?”另一人一本正经、表情严肃:“XX同学,你头发怎么那么长,该剪了吧,周一咱俩比一比,看谁头发短?”“学生”嘟囔了一句:“这老师真多事!”这时,“于奶奶”就坐在台下,咧着嘴大笑。这位“原来挺爱发脾气”的老师,在学生眼中,现在变得“特别爱笑”。

北京十一学校

放养的学生反而最乖

十一学校没有了班主任,却提倡“人人都是班主任”——每个老师都应该负起教育的责任,但又不能继承传统的班主任的管理方式。他们多了一个绝大多数中学老师没有的身份:导师,负责对学生进行人生与职业引导、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少数教师能者多劳,还得兼任教育顾问或咨询师。

一位年轻教师在学校内部的交流发言中,坦言他所遭遇的挑战:学生在觉醒,管理变成了服务,失去权威的老师应该如何服务学生的成长?

教育顾问曹书德与所谓的“问题学生”交往比较多,他的经历相信或许会给那位年轻同事一点启发。“与老师交流时,我如果还在说怎样降伏了一个学生,我自己都会脸红的。”他笑着说。在学校“多一些对话,少一点强制”的氛围中,过去那种看起来“立竿见影”的说服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曹老师需要经常克制改变学生的冲动。好在老师能用来约束学生的手段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一种叫做“过程性评价”的机制,但它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并施以管理,随时随地以评价结果激励学生”,目的还是要实现“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评价指标因学科而异,但都是学校希望学生“高度重视的关键因素”,比如自学自研、完成作业、实验探究、与人合作的情况,以及在课堂上思考问题和参与讨论的表现等等。有3个女生因为在魏勇老师的历史课上很少参与讨论,影响了评价的分值,她们在周五中午找到魏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哭了鼻子,这让魏勇暗自得意:“比我主动找她们谈效果好多了。”

中国的学校并不缺少那种动辄给学生贴上某种标签的老师,十一学校的以下主张无疑会解救不少孩子:“在老师的心目中,不应该有坏学生,只可能有心智不健全的学生;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错误,就像学习走路的幼儿跌跟头,绝大部分跟道德品质没有多大关系。

曹书德约一名7次未参加升旗仪式的女生见面。在别的学校,这种学生可能会被戴上“不听话”的帽子。她对曹书德说:“曹老师,你想做我的思想工作啊,那我实话告诉你,已经不可能了。”老曹和颜悦色,赶紧解释:“只是和你聊聊,交换一下看法,说完了也就完了,你服不服都没关系。”他们主要围绕两个话题讨论:十一学校所有的规则当中,你觉得哪些内容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无所谓的?人出生之后,就决定了有些东西完全改变不了,有哪些呢?“学生最后没有完全认同我,但也没有继续坚持她原有的观点,这种交流是不是给了她一些思考?”曹书德说。

选课走班开始后,有一段时间,十一学校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井然有序。一名性格内向的新生每天战战兢兢,她很少与人交流,还曾萌生转学之意,大约两个月后才习惯这种学习方式。

教学楼里的卫生状况也“触目惊心”,有一个教室因为学生活动,一天竟扫出六七桶垃圾。高一年级自主管理学院的几位同学为此组织了一次大讨论,一名男生站起来说,“开这个会没有必要,因为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要率性而为、恣意妄为”。

有的老师抱怨,很多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礼貌了,还经常与老师争抢电梯。有的学生见到校长也不起身,继续坐在带有轮子的椅子上,在媒体出版中心的办公室里滑来滑去。

李希贵校长倒不觉得这些值得担心,反而认为那种希望眼皮底下都是乖学生的传统教育更让人忧心,因为它掩盖了学生的真实问题。“如果学生没问题,我们就没有教育机会,也就不需要老师和学校了。”他强调说,学校也是学生犯错的地方。

人是在错误中成长起来的。那名在年级讨论会上“大放厥词”的男生后来主动申请成了卫生管理志愿者。刘佳琪的第一个“小学段”(连续两周不上课,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几乎是在睡觉、玩耍和看时尚杂志、故事会之类的书中度过的,最后收获了“于心不安”。在最近的一次“小学段”中,她的表现不一样了:预习了下学期的6门课程,啃完了从未看完的《百年孤独》,完成了研究性论文《论20世纪90年代的颓废主义文学》。

一位宿舍管理员告诉学部主任于振丽,他在学校30多年,感觉这一届高三学生最乖。而十一学校的选课走班正是从他们开始的。这让陪伴他们走过来的于老师有点得意,她笑着说:“放养的反而是最乖的。”

让教室成为学生最喜爱的地方之一

十一学校希望打破的是一种叫做“师道尊严”的东西,戴着“权威”和“强制”的面具。这所中学确立师生之间平等的地位,是从拆除高学生一等的讲台开始的,这个举动动摇了象征教师知识霸权的角色,迫使老师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学生。

讲台消失之后,教师的办公桌被抬了进来,安放在教室的角落里。2010年,这所学校有50多年历史的教师办公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标有教师名字的学科教室。

《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指出:只有在师生相处中才能实现有效的教育。老师“必须坚持与学生相处”。那些习惯在课后回到办公室的老师,短时间内很难接受这种变化,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状态全部暴露在学生面前,“感觉很别扭”。但办公室已经回不去了,他们需要考虑把自己的学科教室当做家一样去布置。这个新事物出现一段时间后,老师们发现,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其实与自己的魅力有关。如果一位老师除了上课期间,一天到晚面对的是教室里的冷冷清清,那他会坐立不安的。

历史教师贺千红“特别优雅,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她袅袅地走来,往教室里一站,全班就不说话了,都看着她”。贺老师的学科教室不设垃圾桶,认为“有碍观瞻”,养的花也很精致,还挂了一些字画。当教室里比较暖和的时候,贺千红会语气温婉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在这里吃东西,我怕蚂蚁进咱们这个屋子里来。”

学科教室成了师生们交流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并在2012年底的调查中,首次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校园场所之一,而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中,教室难觅踪影。也是在这里,耿艺佳同学发现地理教师汪春燕很少能在中午好好的吃顿饭,“她要么不吃,要么就吃方便面,有一次她累得直接趴那儿睡着了,我看着特心疼”。黄启皓同学有一回则目睹政治教师刘梅“看着电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学校把学科教室交到老师手里,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学生。2008年是十一学校的“课堂成长年”,一种理念从此逐渐深入人心:“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是学生的舞台,并非老师展示自我的地方。”以精彩授课而著称的生物教师王春易,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才完全接受这种观点。

长期以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教学是一回事,就是上好课,讲好那本教材”,没有意识到“自己面面俱到、精彩纷呈的讲解恰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思考力”。“我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不但没有失去它,还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王春易说,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折服。2012年,他们一起完成了近30个分组实验,品尝到了自制的果酒、果醋和泡菜。

湖北黄冈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第一次走进十一学校的课堂时,“感到很奇怪”:一个课堂里有两个老师,一个在台上讲,部分学生在听,一个在教室后面角落的办公桌前与几个学生轻声交流,还有几个学生在自己看书,既不听讲,也不发问。“只有当课堂属于学生时,他们才能有这样的自由。”王建学说。还有一回刘梅老师上公开课,主题是“理财”,一名学生走上前台,面对着校内外的老师,滔滔不绝,讲了几乎一节课的股票,大家听得兴致盎然,刘梅很少插话,面带微笑看着学生。

对老师的情感毫不吝啬

“那几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如果不参加考试就好了。”在湖北宜昌时,曹书德身处同事暗中较劲的“分数谁排第一,谁排第二”的环境,偶尔也“很阴暗地这样想”。但十一学校反对这种想法,因为“如果你讨厌你的学生,那么你的教育还没有开始,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

要成为符合十一学校价值观的老师,还必须重视以下两句话,它们也出自《十一学校行动纲要》:“学生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那么你在学校中的价值就有多大。”“我们可以原谅许多,但永远不能原谅的是对学生和教学的轻慢态度。”

学生黄启皓以略带夸张的表情说:“在十一学校,如果我问一个老师问题,或者想和哪位老师聊聊,被对方拒绝的话,那简直就是惊天奇闻,值得我们在整个午饭时间来说这件事。”

没有了固定的行政班级,不同的学生选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课程,为班级分数排名的做法,在十一学校既无必要也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能不能去影响具体的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心灵、情感。”曹书德说,“与学生交流,启发他去思考,让他的情绪由消极变得乐观,这样的成就感比过去给我评一个先进班集体,要大得多。”

曹书德这些老师的行为,需要接受学生的检验。这所学校淡化了评价的力量,围绕学校的生态,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开发了多种诊断指标,“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诊断对象的进步”,因而都从正面表述和引导。师生关系在调查问卷上变得很具体:“成绩不是老师评价我们的唯一标准”、“老师不会因为成绩的好坏而对同学们区别对待”、“老师鼓励我们思考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无论家庭背景如何,老师对同学们都能一视同仁”……

这样的师生关系,会带给毕业生怎样的回忆呢?孙婧妍在2013年高考中获得语文148分的成绩,如今是清华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她应人邀请写了一篇“漫谈语文”的文章,其中这样表达对十一学校四位语文老师的感激:“这些老师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重视的是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不仅仅是分数”。“遇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成为喜欢语文的学生的幸运,而从头到尾都由这些老师教导,我只能说,我没法再奢望更大的福气。”

十一学校的孩子表扬和感谢起自己的老师来,就像孙婧妍这样热情奔放。闫朝霞老师在2008年生日当天收到一张学生自制的《京城青年报》,上面刊登了她的两张照片以及全班同学的祝福与感谢。有多位老师在教师节那天成了众多国内外“著名刊物”的“封面人物”,其中校长一张面带微笑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当然,这些刊物都出自学生之手。

高三学生耿艺佳兴致勃勃的展示了老师发给她的许多条短信,小小屏幕上满是各种笑脸、鬼脸和温暖的话语。她说:“老师发的短信,就是一个字我都不会删。”

校长李希贵向全校4000多名学生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学生的短信,“即使很无聊,校长也会给我们回复”。去年李希贵生日那天,几名同学想逗他玩,装做是他在山东的老朋友,编了一条短信发过去:“老李啊,还记得咱们一起在山东的日子吗?听说你现在十一学校办得风生水起,不错啊!今天是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黄启浩哈哈大笑,说:“他居然回一个‘谢谢你’。”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4年4月12日 作者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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