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材胜在情怀

近来,再版的民国教材《开明国语课本》深受欢迎,以至当当、卓越上均卖断货,淘宝上有商家甚至开出260元的高价,是原价的十倍!这套叶圣陶主编、丰子恺 配插图的小学课本,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前共印40余版次,建国后沉寂了数十年,如今再度走红。与它一同热销的民国教材,还有 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教科书》、1930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国语读本》等。此外,更多民国教材的再版也在筹划中,比如四川作家冉匪云飞就在 主编一套十卷本的民国教材精选集,明年或将出版。

面对民国教材的奇妙走红,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不无尴尬地表示,2011年教育部将启动新一轮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修订工作,希望人们能更科学、全面地评判当 代教材。同样尴尬的还有再版《开明国语课本》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赵炬,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面对突然飞来的雪片般的订单,我踌躇了。出版社 专门研究此事,宁可放弃这诱惑,也要力挺现今的语文课本。厚今薄古,才是我们现今存在的理由。因此,只重印5000册,再有需求也会严格控制印数。这也是 我们的一种态度”。为什么会有如此诡异的态度呢?赵炬的另一段话春光乍泄:“教育从来都是国家意志的工具。新中国的教育,始终把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作为方针。这就是新中国语文课本产生的合理依据。”

教育部发言人和社长的尴尬,恰恰说明,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代表的民国教材,已经技术性击倒当代教材。在我看来,民国教材之所以胜出,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正如赵炬所言,在当代,“教育从来都是国家意志的工具”,因此,当代教材负担了太多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从而丢掉了最可宝贵的人文情怀。而这种情怀,在民国教材中却得到温暖如毯的展示。随手翻开《开明国语课本》,就 可读到这样的句子:“泉水到了河里,许多朋友欢迎他。太阳光拍拍他的背。白鹅到河里看他。小鱼和他一同玩。又有不少的花草,都对他点头”。这些话里没有丝 毫“国家意志”,只有童心与幼趣。再如这段:“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 生,请问 尊姓’?”这些话里洋溢着为孩子量身定做的幽默感,真实而自然。相比之下,当代教材里“不要问我的名字,请叫我红领巾”式的对白,就显得太矫情和虚假了。

其次,民国教材非常重常识,而如今的教材追求突出主题而罔顾常识。比如小学教材里有篇课文叫《爱迪生救妈妈》,说爱迪生妈妈突患急性阑尾炎,医生到家里来动 手术,但灯不够亮,小爱迪生把所有蜡烛放在镜子前,集中光线让医生完成手术。有研究者委托留美学生查阅文献及求证医学专家后发现,史上最早的阑尾炎手术是 在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课文中的故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翻开《开明国语课本》,简单、实在的常识随处可见、娓娓道来,孩子们心领神会,阅读真正成了悦读。

最后,民国教材编者态度非常严谨,也不乏名家大师参与编著教材,除了前面提到的叶圣陶和丰子恺,史学家吕思勉、顾颉刚等都编著过中学历史教材。而现在的教材 编者,阵容远不如民国,态度也差不少。《收获》杂志社副编审叶开近来撰写系列文章抨击当代教材,称“小学语文教材里大量出现的剽窃和篡改的劣质课文,比三 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叶开提及的教材错漏,包括篡改安徒生童话,杜撰陈毅的孝顺故事等,最惨的是许地山《落花生》 一文,不到600字,竟被编者修改30余处,真是遍体鳞伤。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本应担起构建常识、培养兴趣、陶冶情怀等责任。目前通行的教材,却基本是让孩子学一堆东西就是没有常识,灌输诸多教条而无法激起兴趣更 无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服务于意识形态因此匮乏人文情怀、公民意识。不久前有新闻说,中国中小学生的想象力在参加调查的21国中排名倒数第一,当代教材对此应有重要贡献。

可是,78年前我们的先辈已经做出那么美好的示范,原来教材也可以如此有趣味、有常识、有态度、有情怀,可 以不搭理大人先生的说教,也不被意识形态的套话笼罩。教育部明年修订教材,倘若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新教材或可真正焕然一新,得到孩子、家长及社会的认可,而不再是修修补补、换汤不换药的小把戏。(本文转自 南方都市报 作者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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