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免费师范生即将就业:教育系统准备好了吗?

从北师大已落实就业免费师范生来看,大部分人都通过“双向选择”签到了家乡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这样只要在10年中抽出两年去偏远地区支教即可

22岁的北京师范大学07级免费师范生杨永坤,在两个月的实习期里只讲了七节课。尽管有点沮丧,但与室友相比他还算幸运,有人只得到了一次讲课的机会。

这些来自西部乡村的年轻人,是2007年启动的首批免费师范生中的一部分。杨永坤想起3年多前,温家宝总理对自己和同学们的嘱托。那天在学校的英东学术会堂,杨永坤就坐在总理背后,听他阐述穷人教育学。他记得温总理还说,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

然后,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让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杨永坤感到振奋。虽然在填报免费师范生前,他从未想过当老师,但是,温总理的一番话,一种国家教育的未来寄托于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这一幕发生在2007年9月9日,第一批1.2万名免费师范生刚刚走进全国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开始本科生活。温家宝总理专程来到北师大,看望这里的近500名免费师范生。

温总理热切地希望,在他们中间可以出现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在另一所接纳免费师范生的部属院校—东北师范大学,校领导更是表示,这是一个教育家工程。

如今,这些未来教育家们终于开始走上讲台。而短短一段实习经历,已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挑战和艰辛。

同时,如何在毕业前最后半年进一步完善免费师范生的就业安排制度,也将对这场教育实验的成效产生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新一轮教改启动的背景之下,如何借助这支精锐部队取得突破,当成为决策者思考的问题。

  • 来自大山和偏远村落的年轻人

杨永坤生活在昆明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嵩明,一家四口以务农为生,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算是一般。虽然在中学时从未考虑过上师范,但是在填报志愿那一刻,因为北师大的响亮名声,他选择了这所学校的免费师范生。

这并不是他最心仪的选择,但因为提前录取,他进入北师大政治系。

瞭望东方周刊2010051期封面

瞭望东方周刊2010051期封面

对于杨永坤的同学段家荣来说,免费师范生则是上大学的唯一选择。在他的家乡,云南楚雄市中山镇法鲁谷村,四面环山,每年全家收入不到3万元,还有个妹妹要念书,很难为他凑齐外出上学的学费。

2007年,他考了楚雄市状元。市教育局有人通知他,有一个政策上大学免学费。他家没有电话,这个消息是由姑爹转述的,问他要不要去。

段家荣说,那时他就了解免费师范生入学前要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10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

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他没有其他选择。

杨永坤则告诉本刊记者,他在填报志愿时对上述政策一无所知。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他才从信函里附带的“四方协议”中第一次了解到免费师范生的权利和义务。不过入学后,杨永坤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不了解政策”的人。

生物科学系的周姗在被录取后才知道要从教10年,她“有点傻眼了”。她说,在填高考志愿时,班主任给她的说法是,先做两年的中学老师,之后想做什么都没问题。

北师大教师教育研究所讲师赵萍也表示,在2007年的第一批免费师范生中,一些学生的确是在没有弄明白政策的情况下,“误打误撞”进入了免费师范生行列。

不过,无论初衷如何,在北京最初的日子里,光环照耀着这些来自大山和偏远村落的年轻人。段家荣说,每次温总理来学校或者发表讲话,就觉得自己这个群体还是很受重视。

而另一些复杂的感觉也很快降临。

  • 一名学生的实习经费达到8000元

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不少免费师范生的成绩都出现了退步,只有寥寥几个人排名在专业前茅。

其实,免费师范生中有不少是高分录取,也不乏地区高考状元。但是,根据免费师范生协议,他们不能出国、不能考研,于是有人开始逃课,有的甚至不参加考试。到了二年级,终于有人做出了退学的决定。

2008年夏天,本刊记者曾收到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问题调研组”的免费师范生现状调查报告。

这个由学生社团组织的调查报告说,一些免费师范生在简单的课程上无法及格,为此,他们甚至得到了开卷考试的照顾。在有些师范生单独成班的院系, 干脆采取两套卷子的模式,以使免费师范生顺利过关。调查报告担忧地向未来发问:“到大三大四后,如果他们已经被安逸磨平了性格的棱角,是否还有足够的进取 心去学习呢?”

段家荣说,非免师范生总觉得免费生中的一些人不够努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校方经常请来教育一线的老教师、老校长与他们交流,开展一系列有关“理想、诚信、责任”的教育。

学校的确为了这些未来教育家费尽心机。

比如,为了解决反响强烈的缺少实践的问题,北师大将免费师范生的教育实习由传统的半个月延长为半年,还在第六学期安排了见习。北师大教务处副处长李艳玲说,第一批免费师范生实习基地有52所学校,其中不少是为了确保他们的实习需求在今年扩充起来的,很不容易。

她告诉本刊记者,北师大对免费师范生的实践学习,在设备上的投入就有1000多万元。粗略估算,一名学生的实习投入经费就达到8000元左右。

包括北师大在内的各所部属院校都专门为免费师范生设计了教学模块,力求保证这批学生的整体质量。

  • 如何心甘情愿地完成使命

在整个学校内,免费师范生正在变得特殊。上述那份调查报告称,“回到自己的班级上,由于缺乏沟通,很容易造成师范生和非师范生之间的隔阂。而由于经济、地域等方面的原因,更容易在自己的班级间形成小团体,从而阻碍班级的文化建设。”

这种缺失渐渐有所弥补。

在学校的种种努力下,免费师范生们逐渐融入学校和这座城市。

段家荣觉得,尽管目标不是特别清晰,但也要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毕竟北师大有那么好的资源,特别是到了三年级,因为有小道消息说免试读研需成绩排名在前30%,他和不少免费师范生开始奋起直追。

“这几年学校生活,经常是听到政策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就相当焦虑和敏感。”段家荣感觉。不过,读研和就业等他们最关心的政策迟迟等到最后一年才有结果,唯一能够明确的是,他们须根据规定回到生源省份中小学任教。

对于曾经的市高考状元段家荣来说,要到乡村工作的感觉是多重的。“我们乡镇30年就出了我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如果毕业后再回去,镇上人特别是读书的孩子会不会觉得,辛辛苦苦学习也没啥意思,在北京读完大学,还不是回到这穷地方教书。”

段家荣说,他离开家乡时,被乡亲期待在大城市里“飞黄腾达”,现在要回乡从教,让他感到了沉甸甸的舆论压力。

在他的记忆里,家乡学校最多的就是那些没上过大学、甚至没念过初中的代课老师,每月收入三四百元。他的初中英语老师一个月只挣280元。虽然具有奉献精神,但他们的教学水平很难提高,当地400个初中生只有二三十人能考上高中。

而即便是正式教师待遇也非常低,每月只有1000多元,不及外出打工。“如果还是这种待遇,基本留不住好老师。”他有些惆怅。

对于肩负着提高整个家庭生活水平重任的段家荣来说,这是最现实的压力。他一度决心,如果回家教书,“就在村里承包林地搞农业经营,至少证明读大学后的能力和其他年轻人不是一个等级。”

杨永坤则有些自信:“免费师范生在就业中得到了很多重视。”他说,过几天云南最好的中学校长要来北师大,他打算和他们聊一聊。

为了应对免费师范生就业问题,北师大将这一工作从院系移交给就业指导中心。现在的情况是,各省出台细则的进度不一。一些偏远省区的教育厅迟迟不出政策,就业指导中心也没法协调。

对于全国一万多名免费师范生来说,就算不考虑地区政策差异,他们的就业前景也会有些难题—尽管政策要求免费师范生都去中小学工作,但他们就 读的专业却并非都适合中小学、特别是西部地区的非城市中小学。比如,在西北某部属高校,一些人在学习“食品加工”专业;在东北和西南的学校,则有日语、俄 语免费师范生。此外,还有心理学、学前教育以及可能更适合到教育主管部门任职的教育学。

从北师大已落实就业的免费师范生来看,大部分人都通过“双向选择”签到了家乡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这样只要在10年中抽出两年去偏远地区支教即可。许多地方的政策也很宽松,两年的农村任教时间可以分为四个学期分散进行。

一旦赶不及“双选”,就需等待生源地按政策规定安排就业,其中有可能是去最偏远的师资紧缺地区。

“现在要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完全让学生奉献,也不能让学生单纯追求个人利益,需要不断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去完成这个使命。”赵萍说。

“国家想让我们到西部地区,提高落后地区教育质量,意图是好的,大部分人也认同。但从内心来讲,谁都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待上十年。”段家荣表达了 相当一部分人的矛盾心情—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并不单纯是因为教学条件和待遇,最担心的是去了以后没有深造的机会。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没有书刊、网络, 很难赶上知识更新的节奏。

  • 特殊的“旁听生”

在大四开学不久,杨永坤背着行李,来到位于北京南郊的一所学校实习。他说,自己对第一次正式站上三尺讲台充满了期待。

然而,他很快就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只能帮着指导老师改改作业,或者在各班级之间来回走动,做一个特殊的“旁听生”。两个月里,他只讲了七节课,其中四节课是在不同的班级讲同一内容。

北师大曾对免费师范生的实习情况做了许多硬性规定,最基本的一项就是“至少要讲十节以上的课”。

有些人的情况好些。比如在师大二附中实习的学生受到很多关照,甚至能讲上几十节课,因为那里很多老师都是北师大毕业的。

让杨永坤有些郁闷的是,他报到时学校并不知道他是免费师范生,直到实习结束的欢送会上,他的这个身份才被关注。

这让杨永坤感到失落。他原以为免费师范生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很高:他们时常与教育部高官座谈,今年教师节温家宝还与八名北师大免费师范生到河北听课并座谈,这使所有免费师范生都有一种被特别关爱的感觉。

其实,为他们建立实习基地已经很难了。北师大一般通过地方教育局与地方中学签订实习基地共建协议。但在地方教育局那里就常遇这种情形: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北师大的免费师范生?因为,当地也有师范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学生实习本身就是个问题。

同时,由于实习时间达到半年,也可能对实习学校的教学进度产生影响。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现有的“教育规矩”。英语系免费师范生周英惠在实习时提出开展讲座,将自己在北师大学习期间的心得体会与高中生进行交流,结果被年级组否决—理由就是这种讲座会打扰教学进度,且对成绩提高毫无益处。

这让周英惠感到委屈:向高中生展示未来的大学生活,非常有利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周英惠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的都是师范类专业。现在她却觉得,教师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她曾问一个高中班的学生想不想考师范,结果没有一个学生举手。

让周英惠尴尬的还有,家乡很多教师都劝她,千万不要回来当教师。一位中学老师告诉她,自己的很多学生高考成绩不如她,都去了上海等一线城市当白领了。

不过,实习经历还是使周英惠被推荐到乌鲁木齐的一所重点高中,并通过面试取代了原本已被录用的一名研究生。

这样,在半年些许之后,她将开始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与梦想。虽然有着些许普通年轻人的情绪和烦恼,但免费师范生们还是注定要去履行他们的使命和责任。(记者李静)

  • 教师编制难题

各地学校的编制和人员已经过“千锤百炼”,一个萝卜一个坑,“戴帽”下来的免费师范生却又没有随身带着新增编制。

当全国1万多名免费师范生迎来他们在大学中 的最后一个寒假时,酝酿许久的新一轮国家教改试点终于在12月启动。据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本轮试点分为专项改革试点、重点领域综 合改革试点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三个层面,每一层面下又包含若干任务。

无论哪一层面的试点,乡村教育都是重点。如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的四个主要任务,就包括统筹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保障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后者的主要对象无疑是一直面临“缺血”困境的农村基层教育。

在新一轮教改启动前的几年间,农村教育改革早已风生水起。从建立免费师范生制度到调整基层教师结构,自1911年以来就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基础的乡村教育,再一次站到了改革的关口。事实上,早在1993年的上一轮教改中,它已成为目标。

然而16年过去了,当被寄予厚望的免费师范生即将走上三尺讲台时,他们首先面对的挑战仍来自多年没大改变的现实困境:他们要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可聘用他们的学校不太可能让他们占用宝贵的编制去支教。

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支持,可这些被寄望成为教育家的年轻人仍将在未来数年挑战乡村学校面对的主要困境:编制、经费等等。

但愿他们并非单兵突进,但愿他们能借新一轮教改的力度,再造乡村教育。

  • 紧张的编制

很难想象,在国家着力培养一支精英教师队伍的同时,过去数年间基层教育系统的一项任务是缩减人数。对于一些西部地区而言,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甚至无法顺畅地接纳免费师范生。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一份调查说,该省大多数中小学都处于超编状态。以太湖县2008年底的数据为例,全县有小学教职工2309人,超编480人。

而在武汉,39名中小学校长副校长转岗后做起后勤工作。更早从2005年起,该市江夏区400多名中小学教师陆续转岗到后勤部门。

不过,与通常认为的城市、农村师资力量失衡不同,目前农村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内部教师比例失调:大量教师及教师编制沉积在乡镇及县级学校。

“现在很多地方编制是满的甚至是超的,但他们同样缺老师。能上课的人少,但占着编制吃皇粮的却大有人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按照2001年国务院颁行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城市应为1:19,县城为1:21,农村为1:23。

湖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周洪宇说,这一编制标准以压缩编制和效率优先、城市优先为导向,存在编制标准整体偏紧、城市偏向和城乡严重倒挂的缺陷,导致其后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编制大幅度减少,全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数量整体压缩10%左右。

“城乡倒挂现象突出,各地编制数量下降和裁 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村,加剧了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与数量的严重不足。”他对《望东方周刊》说,其结果是大量乡村学校运行困难,甚至因为缺少编制难以为 继。而在供给编制时,只考虑地区总数,并没有划分不同层次和岗位,这样接收新血液受到限制。

周洪宇举例说,某省九个人口大县曾缺编教师2300人,而2005年前八年间,除乡镇分流人员和复转军人进入中小学外,没有招聘过一名正式教师。这些地方的初中里,80至100人以上的大班并不少见。

再比如上述武汉小学的转岗人员,尽管不再继续担任教师岗位,但待遇和教师身份不变。虽然转岗,他们并未给一线空出多少编制岗位。

在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中,亦强调统筹编制符合国家要求和本地实际的办学条件、教师编制、招生规模等基本标准。

  • 从代课教师到免费师范生

所谓编制紧缩,背后其实有经费紧张的因素。类似师资力量缺乏以及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是与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周洪宇认为,对基层教育的投入是最核心和最基础的内容,而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面对的首要挑战。

经费的紧张,直接导致了编制的紧俏。这样,编制和经费往复纠缠,陷入不良循环,成为整个国家教育困境的集中体现。

虽然教育部要求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落实免费师范生的教师岗位,到中小学任教的每一名免费师范生都必须有编有岗。但据本刊记者了解,正是“有编有岗”这个硬要求使一些学校对免费师范生望而却步。

距离毕业还有半年,部分地方的免费师范生仍不得不等待所在省份出台细则,落实就业问题。而这些省迟迟没有出台细则的一个原因,也是困于如何解决数百人的正式编制。

自2003年起的一轮教职工精简已涉及大多数省区。在辽宁、河南等地,分别有超过4万、6万名教职工被列入精简计划。在此情况下,各地学校的编制和人员已经过“千锤百炼”,一个萝卜一个坑,“戴帽”下来的免费师范生并没有随身带着新增编制。

“也就是说,安置一个免费师范生就得腾出一个编制。而现在乡镇集镇的学校都需要减编。”山东一县级市教育部门负责人说,即使把他们安置到缺编的乡村学校,也需要新的经费。

此前,为解决编制和经费造成的乡村教师的严重流失,乡村学校大量使用代课教师、民办教师。而1985年教育部就曾明确规定不允许使用这两类教师。但在师资力量匮乏的大背景下,低薪聘任临时代课老师其实已成为唯一出路。

一项调查显示,一名在编教师的工资可以聘用七八个代课教师。然而,代课教师的专业技能缺陷却是长期拖累农村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3月,教育部开始清退尚存的44.8万名代课教师。次年5月,国家即出台了免费师范生政策。

在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顾明远看来,培养免费师范生的意义就在于让懂得教育的人办教育,将他们充实到西部地区和乡村学校之后,很可能成长为当地教育的骨干力量,并带动周围的教师不断成长,从而逐步缩小与城市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

在为期三年的清退过程中,重庆、广东等地通过招考给部分代课老师转正,其他一些地方采取了“一刀切”清退的办法。当然,还有部分地方仍存在极少量代课教师。“代课老师一旦清退,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员又不愿意接任,势必造成教学活动无法持续进行。”周洪宇说。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此前的教改讨论中,编制标准向乡村倾斜已成共识,在一些试点中,确定教师编制可能会在城市实行师生比,乡村实行班师比,以利于生源分散的农村。

  • “均衡”的机会

2010年7月底,教育部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并明确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等内容。

所谓城乡均衡发展并非今日之语。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它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目标。

目前在这一领域最令人关注的消息是,年底可能出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指标。周洪宇认为,这个指标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乡村中小学产生深远影响,“标准应该是相对统一的,不能说农村就可以建得一般,而城市就建得较好。”

他说,义务教育标准包含相应的指标参数,在数据方面的明确认定将促进城乡教育设施均衡化以及师资队伍均衡化。

杨东平表示,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才能“留得下,用得上”。包括教师待遇等与城市保持一致后,乡村师资力量的匮乏才可能得到有效改善。

这一监测指标系统或将包括硬件建设与维护费 用等具体数字。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早在2005年就曾表示该监测指标系统将于年内出台。“制订指标容易,但是放到基层后如何实现?如果不实 现对地方领导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像GDP一样影响他的仕途?这些关系不捋顺,出台指标也很难落实。”一位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说。

周洪宇说,湖北省目前承担了三个教改试点项目,包括义务教育均衡化实验、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应该像30年前的小岗村改革一样,在地方设立改革创新实验区,并给予专门的经费以及相应的政策,一旦条件成熟之后,即在全国进行推广。”

这样,免费师范生们就可能拥有一个成长为未来教育家的良好环境。(记者葛江涛)

本文转自《瞭望东方周刊》,感谢李静、葛江涛的报道。